【許達夫案追蹤 2-2】另類療法成為醫療三不管地帶

文字／邱宜君、楊惠君

2003年自稱「排毒教父」的林光常，以出書、透過台北靈糧堂教會體系講道會，高價推銷「排毒餐」及相關產品，引發34名醫師聯名投書駁斥；但直到4年後癌患出面向媒體投訴才引起社會關注，儘管檢方查出至少4人疑因而枉死，卻「無法證明因果關係」，林最後是因假造醫學博士學歷才依常業詐欺罪被判刑。

同樣的，自創「癌症雞尾酒療法」的許達夫，把正統療法的風險與副作用誇大、販售電解水及健康食品，也招致醫界抨擊。但許達夫是有照的正牌醫師，行政法只能罰鍰，在刑事上若要認定「詐欺」更加困難，醫懲會又不予懲戒，讓另類療法在台灣，幾乎成了無需實證、沒有準則、缺乏規範的醫療三不管地帶。

從林光常案到許達夫案，出面控訴的病患都已錯失治療黄金期、病況愈來愈嚴重，才發現先前的另類療法大有問題，范太太的先生即是一例。她的先生2011年因大腸癌病逝，生前就是看了許達夫的書，相信不必手術就可以抗癌成功，最後花了錢不僅沒有買回健康、臨終前還走得更加痛苦，范太太忍住悲慟現身接受《報導者》採訪，就是希望不要再有醫師誤導病人。

悔恨：誤信「癌症不用開刀」

范太太說，先生多年來偶爾大便有血，自認是痔瘡，2009年、62歲時確診直腸癌第三期，當時先生像快瘋了一樣，摔椅子、摔桌子，一週內跑遍三間醫學中心，期盼聽到不一樣的答案；但醫師都異口同聲要他「馬上開刀，肛門還有一半機會留得住」。范先生開始找提倡「癌症不用開刀」的書，把許達夫每一本書翻爛了，還寫著密密麻麻的註解，安慰她說：「妳看，我跟他（許）是一樣情況，他不開刀也活到現在。」

在她和兒子的陪同下，范先生滿懷希望去許達夫的診所，進門先付掛號費1,000元；許達夫口頭交代可去林新醫院做放射治療，再收「介紹費」5,000元。診間可見貼上診所標誌的電解水機器一台賣4萬5千元、候診區電視重複播映「成功」案例故事，在診間是醫師坐著訓話，病人和家屬站著聽。

「他問我先生：『你回去做了什麼事？』我先生說都聽你的，吃素、喝電解水、做氣功、運動。他又兇巴巴問：『你準備好了嗎？你有必死的決心了嗎？』我先生問他，我都照你說的做，這樣我會好嗎？他就說：『你看我不就知道，10年了我還在！』。」范太太和兒子都很反感，但范先生不願放棄，持續到許的診所就醫。

一年後，范太太發現先生走路時，腿上有血滴滑落，急得打電話向許達夫求救；許達夫只說自己人在國外就掛掉電話，沒多久診所的人就回電：「許醫師說你要買我們的天仙液是嗎？」但天仙液4個月療程要價近百萬元，他們陷入天人交戰。

心灰意冷的范先生，病況惡化到坐姿都無法維持，到中部另一家醫院開刀化療，不料同樣遇到有醫師推銷另類療法的保健食品。「醫師給我們廠商名片，我們就買，每瓶快2,000元，3天就喝完。」花了十幾萬，范太太問醫師：「吃這麼多怎麼都沒比較好？」醫師竟然回他們：「沒吃這個，你先生早就走了！」

范太太最後帶先生到台北榮總。「我們一進來最感動的，就是看到牆上寫著禁止推銷健康食品。」終於感受到醫護團隊的關懷和照顧，但范先生悔恨之深已難言喻。「他常常甚麼都不說，就一直掉眼淚。我隔這麼久再回想這些，還是蠻痛的⋯⋯。我只希望這些醫生不要再做那種事了！」

勝算：另類療法死亡率更高

「范先生當時如果接受正規治療，肛門有超過一半的機率可以保留，5年存活率可以到6、7成，活下來的機率很高。」當年以住院醫師身分照顧范先生的吳元宏，現在已經成為北榮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主治醫師，他深知病人若被誤導而延誤治療，後果有多嚴重。

吳元宏（左），洪太太。醫療。
吳元宏醫師（左），范太太。（攝影 ／余志偉）
吳元宏指出，根據耶魯醫學院發表在《美國國家癌症研究院期刊》（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最新研究，僅接受另類療法的癌症病人，整體死亡率是接受正規療法病人的2.5倍，單看直腸癌病人是4.57倍、乳癌是5.68倍、肺癌是2.17倍。台灣國民健康署的癌症登記資料亦顯示，癌症病患若未在診斷後3個月內接受正規治療，一年內死亡率高達53%，是及時就醫者死亡率的3倍。

2015年澳洲國立衛生和醫學研究理事會 （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NHMRC）發表的自然療法之一的「順勢療法」（Homeopathy）研究，結果證實其無效，效果根本不比安慰劑（placebo）好。

許達夫以自身不手術抗癌成功當成出書及診所推行另類療法的「活案例」，事實上，他早年在自己的書中提及，被診斷罹患直腸癌後，曾在和信醫院接受了「術前的化學及放射線同步治療」（CCRT），對此，和信醫院院長黃達夫在該院2013年出版《圖解大腸直腸癌診治照護全書》推薦序中直指：

許醫師常以他自己罹癌的經驗來推銷他自己診所提供的自然療法，而有誤導病人之嫌⋯⋯這是他個人的選擇，我們給予尊重。我們只能說他打賭成功，他的運氣很好。別的病人則不一定有他的運氣。所以他今天去建議其他的病人採用缺乏實證醫學支持的另類療法，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
和信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兼神經內科主治醫師賴其萬教授不諱言，自己也有親友罹癌，因為看他（許）不必開刀、也選擇同樣的方式，最後也過世了。

吳元宏表示，早在2003年國際間就有研究發現，少部分直腸癌第三期患者在接受放療和化療之後，腫瘤就會消失，不開刀也能長期存活，「這不是靠喝電解水、天仙液活下來的。」按照目前國際治療準則的建議，唯有正子斷層、核磁共振、直腸鏡、病理切片這四個檢查都沒有看到腫瘤，才能考慮只做觀察追蹤，「不是病人一來就能斷言需要不需要開刀。」

吳元宏強調，癌症治療很少是百分百安全的，恪守職業倫理的醫師除了要吸收日新月異的相關研究和治療指引，把效果和副作用轉譯成病人聽得懂得語言，面對病人詢問各類保健食品，也要同時考量相關實證和病家經濟負擔，仔細拿捏回應的分寸。「一直在想要怎麼溝通，可以讓病人多看到治療好的一面。」吳元宏苦惱地說，有的病人心思執著在壞的一面，很容易被宣稱「零副作用」的輔助及另類療法吸引，當他們發現自己嘗試的療法其實是既沒副作用也沒有作用，回頭尋求主流醫療的時候，通常病況已經無力回天。

其實，醫療倫理保障與影響的不只是病人、也是醫界本身的價值。中醫師公會法規主委施純全即透露，近年因「許達夫療法」帶動的效應，不少醫師也有意「取經」，「（中醫師）公會也有會員希望能邀他（許）來演講，但他（許）不是中醫師、卻用中藥，就已違反《醫師法》，爭議大，公會不可能邀請他。」

規範：說明義務應更嚴格

許達夫案例顯示，當醫師推廣缺乏實證的另類療法，如果缺乏完善的說明，會有多麼嚴重的後果。站在專科醫師立場，這種吸引癌症病人遠離正規療法的做法幾乎已等同於「害命」；但站在病患立場，確實有嘗試各種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權利，兩者應如何取捨？

施純全指出，很多訴求自然療法或另類療法，會被包裝或混淆成中醫傳統治療，「但中醫不是自然療法、更絕不會強調『排毒』，中醫的理論是以藥物的偏性去糾正身體疾病的狀態，更何況，中醫師是受《醫療法》管理的，處置與行為都有明確規範。」

輔助療法及另類療法的區別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組織（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NIH）所設置的「國家輔助暨整合療法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Health，NCCIH）」定義，輔助及另類療法乃是一群與常規醫療不同的醫療或健康照護系統、醫療處置或是產品。 輔助療法與另類療法各有不同定義：輔助療法指的是與常規醫療併行的其他療法，另類療法則是取代常規醫療的其他療法。

成功大學法律系教授侯英泠認為，醫學多元發展是必然，若有醫師欲推廣另類療法，主管機關之管理重點不在於禁止，而在於如何管理、醫療人員如何告知病患。例如德國並未禁止另類療法，但政府針對另類療法的內容進行歸類和要求，若歸類為藥品規範，就要走人體試驗和查驗登記的路，若歸類為健康食品管理，就不能宣稱療效。

侯英泠指出，德國聯邦法院過去有判決認為，選擇另類療法某種程度上是放棄主流醫療，類似於放棄治療，因此需要符合更高要求的說明義務，才能確保病患確實了解另類醫療的治療方法、風險性、可能性與有限性。病患必須瞭解任何治療都有其極限，不一定適合所有人，在某些情況還是必須回歸主流醫療，同時治療醫師也應該知道所選擇之另類治療之極限，必要時類似轉診機制，應該告知病患另類療法對其無效，而不是讓病患買更多的其他藥品。侯英泠提醒，另類療法通常費用高昂，也應事先說明治療可能需要的費用，「不能像一個無底洞，一直支付下去。」

醫勞盟委任律師詹淳淇也認同，基於醫病雙方權利資訊的不對等，在另類療法的實行上，對提供治療這一方的資格及說明義務必須有更嚴格的要求。面談了11位曾受許達夫誤導的病患或家屬後，詹淳淇觀察到，會尋求另類療法的人通常是本身對西醫比較不信任，因此若經濟許可，就會願意將另類療法視為一種賭注，「如果結果不如願，就當賭輸了，自己忍下去，畢竟要病患來證明醫師有說什麼或沒說什麼，實在是太難了。」

納管：投入研究釐清效果

其實輔助及另類療法最常見的爭議情境，是病人或家屬主動要求醫護人員允許他們使用。面臨這類要求，醫護人員必須先在生命倫理四原則的基礎上，評估特定另類療法在個別情況可能為病人帶來的利益與傷害，協助病家作出最好的決定。


整理／邱宜君、楊惠君，設計／黃禹禛。
目前衛生福利部、醫師公會全聯會、各大醫學會，尚未透過任何明確條文或指引去釐清輔助及另類療法的範圍及倫理準則，醫病雙方作決策時出現無所適從的模糊地帶。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表示，這部分的管理確實有檢討空間，但光是應管理哪些輔助及另類療法，就是一個大問題，因為「總是要有一些（實證）根據才能夠去宣稱有治療的效果，基本上沒有療效根據的就不能排進來。」

台大醫學教育暨生醫倫理學科暨研究所教授蔡甫昌表示，目前主管機關和醫師公會的作為比較屬於被動反應，看到哪邊出了問題才出來評論對錯，應該化被動為主動，對社會上常見的輔助及另類療法進行調查評估和管理，可能因此揭露隱而未現的問題，防患未然。已被證明有效的療法也能慢慢進入主流醫療推廣的選項中，至於還無法證明療效的作法，主管單位及醫界團體也應對其主要作用以及風險、副作用進行了解，提供醫療人員和社會大眾客觀的參考資訊。

美國政府和醫界早在20多年前就開始面對輔助及另類療法的挑戰。政府部分，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早在1991年設立「另類療法辦公室」及諮議委員會，研究各種非正統治療的可行性；1998年成立「國家輔助暨整合療法中心」，研究社會上常見各項非主流療法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並將實用資訊彙整公布在網站。

醫界部分，美國醫學會曾提出「輔助及另類醫療的政策建議」；全美各州醫療委員為聯合會也提出「執業中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之範例準則」定期檢討準則，其中便強調：「醫師不應販售或租賃與健康相關的產品，或參與廣泛的推銷及建立個人品牌，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病人被剝削，醫師應清楚告知自己有無任何與產品銷售的利益關係。」

在國內，台大醫院在2009年成立「輔助暨整合醫學中心」，提供癌症及慢性疼痛疾病患者有關中草藥的效益及安全用藥、減壓助眠、宗教靈性、太極拳、藝術輔助療法等諮詢。醫學倫理委員會於2012年提出台灣第一份「醫療人員面對病人或家屬要求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之建議處置原則」，依據病人是否具決定能力、由病人或家屬提出要求、能否確認病家所要求的療法是否會帶來傷害、療法是否可能有未知的影響，列出各種可能情況下的處置建議。

蔡甫昌指出，「另類療法的概念很大，涉及的層面很廣，我們的準則目前能處理的範圍是比較小的問題，只針對病家要求使用的部分作建議。」蔡甫昌表示，研習西方當代醫學的醫師應多了解目前輔助及另類療法的實證醫學研究進展，同時應恪守法律規範、專業準則及政策建議，才能保障醫病雙方的權益。至於要如何預防台灣社會使用輔助及另類療法時出現誤導、誤用、甚至犯罪，相關的規範和準則仍然欠缺，有賴主管機關和醫界團體加緊腳步、共同努力。

【許達夫案追蹤 2-1】零懲戒：醫療自律的黑影

文字／邱宜君、楊惠君

宣揚自創另類療法的醫師許達夫，今年5月在Facebook公開評論腸癌病逝的秀場天王豬哥亮，是因「西醫的恐怖手術和化療」加速死亡，發豪語「信我者，希望無窮」，並附上電話要病人「快點來找我」。衛福部隨即嚴詞譴責表示將重罰、並移送醫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但《報導者》追蹤發現，該案最終「不予懲戒」，醫療自律機制的無作為，反淪遊走灰色地帶者的「護身符」。

原為神經外科醫師的許達夫，2003年罹患直腸癌第三期，轉而研究癌症治癒，自創所謂融合氣功、抗氧化水、科學中藥的「雞尾酒療法」，2006年成立診所且出書、上電視宣揚，一直是醫界私下爭議人物。豬哥亮過世時高調藉機宣揚， 引發多位醫師出面控訴及抨擊，台北榮總腫瘤醫學部放射腫瘤科醫師吳元宏曾在Facebook貼出一名腸癌末期患者的驚悚照片，籲患者不要再誤信偏方延誤醫治，醫勞盟更表示，將義務替患者或家屬打官司。

當時沸沸揚揚，但從衛福部到地方衛生局都未主動公佈最後懲戒結果。記者追查發現，懲戒結果悄悄記載在8月底的台中市政府公報（106年秋字第4期第66頁），台中市醫師懲戒委員會決議「不予懲戒」，理由為：

本會（台中巿醫懲會）認定依照醫師法之規定，必須因執行業務而違背醫學倫理，於FB網路平台發表網路言論行為，並非屬於執行業務行為，且言論自由為憲法第11條所保障。
台中市衛生局醫事管理科科長洪美智坦言：「懲戒結果令人沮喪，衛生局想加重處分，也沒有辦法。」醫師懲戒辦法最重可祭出廢止醫師證書的權杖，但衛生局的行政權限，僅能針對許達夫臉書言論違反《醫療法》的醫療廣告開罰，最後處以新台幣10萬元罰鍰；另恐涉及詐欺取財的部分，則函請台中市地檢署偵辦。

包括醫懲會首屆覆審委員會主委、馬偕兒童醫院資深醫師黃富源，現任醫懲會覆審委員會主委、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醫學教育講座教授賴其萬，獲悉後此案醫懲會裁決不懲處，都感「不可思議」。在許達夫案中曾主動發文衛福部，認為許的行為有悖於醫學倫理的中醫師公會法規主委施純全也指出，「這個爭議很大，竟然『零懲戒』、怎麼可能？」

醫師職業倫理是維持社會秩序、保障全民健康所必要， 因而2002年《醫師法》修法後，衛生署（現改制為「衛生福利部」）正式成立醫師懲戒委員會及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將違背醫學倫理規範列入懲戒事由。許達夫案例跌破歷來醫懲制度專家的眼鏡，這項同時傷及醫界形象及病人權益的「零懲處」背後，反映出醫懲制度淪為「裝飾品」，不僅讓醫療自律蒙上陰影、運作背後更黑影幢幢。

陰影一：不懲戒成另類背書

台中市醫師公會雖於6月初召開醫學倫理紀律委員會，但僅要求許達夫「道歉」。許親筆簽名的「致醫界公開道歉文」也僅見於台中市醫師公會內部會議紀錄之附件。

但許達夫一收到醫懲會不予懲戒的判決書後，診所網站立即刊出「風暴後得來的正義，更值得珍惜」一文，寫道「感謝醫懲會委員的明察秋毫、明智判決、還我清白！」由於其違反醫療廣告遭罰和道歉文皆非公開資訊，因此「不予懲戒」和「還我清白」是一般民眾最能查知的結果，裁決結果反而成為備受爭議的「許達夫療法」最強的「背書」。

台中巿醫懲會以無法認定其是在「執行業務」時違反醫學倫理，而不予懲戒。施純全不以為然指出，「許達夫的療法中包含使用科學中藥，他又不是中醫師、開立中藥處方，即已違反《醫師法》『不得執行之醫療行為』，光這點已是很明顯的逾越執業範圍、就達可以懲戒的事由。」

黃富源直指，「讓有爭議的醫師耀武揚威，就是傷害到好的醫師！」他提及，早年曾有兒科醫師接受媒體採訪講到嬰兒營養補充，新聞刊出的版面旁即是嬰兒奶粉廣告，違反不能宣傳嬰兒奶粉、影響母乳哺育政策的規範，「一樣被移送懲戒，要他去上醫學倫理教育，該醫師聽取被懲處理由時也認同，還當場流淚認錯。」

醫師懲戒委員會組成
懲戒委員會：委員7~15人，1人為主任委員；
覆審委員會：委員7~11人，1人為主任委員；
其中，三分之二為醫師（含醫師、中醫師、牙醫師），三分之一為法學專家學者、社會人士。

陰影二：自我限縮裁量空間

事實上，在台中巿醫懲會開會的2個月前，衛福部才函示各地方醫師公會，明確指出：「醫事人員為產品代言，其宣傳內容如未經科學研究證實或假借未曾發表之研究報告，而為產品代言、背書或影射，其具醫療、健康之療效或功效，誤導消費者購買之虞者，應依業務上不正當行為論處；醫師應依《醫師法》第25條第5款業務不正當行為移付懲戒。」許達夫標榜獨創療法的內容，以自身罹癌經驗推薦癌症病患嘗試其診所長年販售的飲水器材等，台中巿醫懲會卻未援引衛福部的函示認定。諷刺的是，衛福部的函示還與許達夫的道歉刊登在同一期的台中巿醫師公會會訊上。

曾參與建立醫師懲戒制度的衛福部常務次長薛瑞元指出，早年醫師若有違法或不正當行為，主管機關只有依《醫師法》處以罰鍰一途，「不正當行為屬於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多是涉及違背醫學倫理的行為。由行政機關來判定是否違背醫學倫理，是不妥的。」所以後來參照律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員法規，建立醫師懲戒制度，讓懲戒方式多元化。

「違背醫學倫理的行為樣態多元，如果法條涵蓋範圍太小，恐怕會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所以懲戒委員會有比較大的裁量範圍。」薛瑞元表示，「當衛福部因應社會變遷產生新樣態的不正當行為，以函示提出指導，理論上地方政府的醫師懲戒委員會都是會參採。」

然而，若醫懲會對醫師業務違反醫療倫理的樣態缺乏與時俱進的認知，法條涵蓋範圍就會限縮。洪美智就說，台中巿衛生局醫管科調閱了病歷，也找到3位病人家屬進行面談，只差沒有派局內同仁偽裝成病人去診所釣魚，還是無法針對「醫療業務上」的不正當或違背倫理的行為，找到有力的「證據」，「如果他今天穿著白袍，在診間對著病人說那些話，一定可以（懲戒），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證據。」

陰影三：委員會組成長期遭把持

地方醫懲會往往先有會前會，由一名醫界、一名法界委員代表讀完所有資料，然後在正式會中向其他人報告，報告會有建議的處理方式，然後大家共同討論、決定。若做出懲戒，當事人不服，則可以提申覆，再由中央的覆審委員會開會討論。

但一位地方衛生局醫政科資深承辦人員指出，「地方的醫懲會就是地方的醫師公會和醫院院長在把持，放給地方醫師公會去分，教學醫院院長和地區醫院院長都是當然的委員，甚至還有所謂社會公正人士委員、就是某院長的妻子。」

該承辦人更表示，有時候明明很嚴重的案子，好幾個病人的狀態都被弄得很糟，結果也只是要求醫師上幾個小時的課。「他們（委員）說，沒有醫師會願意懲處別的醫師，因為自己也開這麼多刀、治療這麼多病人，總會難免有疏失。」言下之意就是「今天我維護你、明天你維護我」的概念。

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副執行長朱顯光也認為，懲戒委員的產生方式和組成是懲戒制度的老問題。「現在懲戒就是委員會幾個大老討論一下，除非很明確違法，否則沒有一個明確原則。」沒有明確的指引或共識可以遵循，最後被懲戒的人只是覺得自己可能得罪某些地方人士，沒被懲戒的人會認為自己地方關係比較好。

其實不只在地方會有「人為把持」，資深醫懲委員也透露，曾有某任衛生首長，因同學涉及不當醫療行為，案子在地方懲戒後，當事人提出申覆，要進入中央覆審委員會，竟然好幾年都被壓下來，「相關人員故意把舉證的新聞影片弄錯等等，技術性干擾，不讓覆審委員會進行審議。」

黃富源坦言，「覆審委員會很久沒有案子可審了！」而今年新接覆審委員會主委的賴其萬，只在上任時開了一次會，他並在會議中強力要求「不能這樣（壓案）」，他坦言，確實會有「黑手」介入，醫懲會功能變少，「百年難得開門，將會失去嚇阻作用，變成裝飾品。」

陰影四：社會對醫界期待值下降

賴其萬指出，擔任醫懲會的委員是要做糾舉醫界「敗類」的吹哨者，「這個工作是要替醫界專業及道德畫一道線，如果『敗類』不只有一個人，就會影響大眾對醫界的信任，做得太離譜的、輕輕放過，社會對這個不良的狀況愈來愈司空見慣，對醫療期待的閾值下降，那長此以往就是讓專業自律水準沉淪，保護病人安全的水準也會跟著下調。」

針對許達夫的言論，身為醫界自律及主動提報醫懲義務的醫師公會全聯會，卻不願明確表態。記者數度致電全聯會理事長邱泰源，他以會議、演講無暇受訪為由，先指派公會秘書長王必勝回應；但王必勝又因出國在即，再指派具有法學背景的邱泰源國會辦公室特別助理、醫師公會副秘書長趙堅回應。

記者多次詢問，如許達夫這樣專業醫師身份者，公開呼籲癌症病人不要去做西醫治療，是否構成業務上不正當行為或違背醫療倫理？趙堅表示，「實際的情況要下判斷的時候，一定要本人來解釋，現在本人沒有在我面前解釋，」並表示要尊重台中的決定。台中市醫師公會理事長、也是台中市醫師懲戒委員的陳文侯則僅表示，尊重醫懲會委員共同討論做成的決議，不便評論有關醫學倫理的問題。

「我非常失望，非常失望，我覺得他們（醫懲會和醫師公會）基本上沒有任何的作為。」最早對許達夫言論提出質疑的醫師吳元宏難過地說。他認為，至少應該暫停許達夫的執業資格、或讓他接受相關教育，「好好了解關於臨床試驗設計、癌症治療的相關知識。」

陰影五：病人遭誤導，安全無保障

醫病關係具有資訊不對等的本質，醫師專業自律的重要目的，是要維護就醫民眾的安全和健康，否則一旦發生醫師不當醫療或誤導病人，只剩司法訴訟一途，但病人根本難以掌握及舉證，多半放棄。

醫勞盟委任律師詹淳淇即指出，5月許達夫爭議案爆出後，吳元宏醫師共轉介曾在許達夫診所就醫而有疑慮的20名患者及家屬給醫勞盟，其中11人與她實際面談，「但僅有 1人有意願提出民事訴訟。」

詹淳淇表示，對於某些社會經濟地位、教育程度、理解能力、心理承受能力比較弱的病人來說，醫師的職權和形象有很大的影響力。例如很多年紀大、重症的病人，他們就會深信只要醫師說要吃的，就一定要吃才會好；另一方面，病人和家屬也要意識到這個權力關係的存在，懂得獨立思考和查證判斷，才不會只聽到自己想聽的，甚至越陷越深。

成大法律系教授侯英泠表示，處在最後階段的癌症病患，治療就是跟時間賽跑，治療醫師有必要讓民眾了解各種治療的極限、特定治療不一定適合所有人。醫師的專業形象會讓人相信，只要是醫師推薦的東西都很養生，因此醫師必須要意識並尊重病人對其信賴，不應利用病患對其的特殊信賴。侯英泠認為，許達夫在網絡上的言辭在說明義務有很嚴重的缺失，首先他的說明僅說明主流醫療的風險，與強調自己推崇的另類療法的種種優點，但不為說明另類療法的極限與風險。身為醫師的許醫師應該了解，沒有一種治療方法可以適用所有病人，尤其「當他知道病患可能無效的時候，如果還在賣東西，就可能已經違反醫學倫理所謂的不傷害原則、行善原則，還有的自主原則。」

許達夫以醫師身分公開對癌症病人喊話，醜化西醫治療，藉此標榜他的獨創療法才能帶來無限希望，台中市醫師懲戒委員會認為這是受《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這項說法也引起質疑，賴其萬就認為，「傷害別人的自由、不能算自由。」

制度補強：主管機關也能提覆審

「目前整個懲戒制度裏面，最缺憾的地方就是覆審的機制只保障被懲戒的醫師這一方，不服的時候可以申覆，」薛瑞元坦言，如果結果是不予懲戒，移付懲戒的衛生主管機關卻無法主動申請覆審，「在司法上，只保障了一方，、另一方並沒有，這樣是有點奇怪的。」如果不予懲戒，除非之後判刑確定有利用業務機會的犯罪行為，才能再移付懲戒，否則就到此為止了。

黃富源強烈支持雙向覆審機制，重大爭議案件發生後，若地方醫懲會未懲處，應該讓衛福部或地方衛生局可以主動提覆審。他不諱言，像許達夫這類的案子送上來（覆審），「懲戒機會非常大！」

吳元宏建議，在保護檢舉人個資的情況之下，應該要公開檢舉後的整個處置過程，不只是處置結果和理由，懲戒會議中每個委員的發言內容，都要更即時、更公開的公布出來。「要讓陽光灑進去，這樣才能達到警惕的效果，否則當一個體制缺乏自律精神的時候，就會出現誇張的事情。」

醫界覺醒：把爭議轉化為機會教育

詹淳淇表示，「我們一直覺得醫界需要一些刺激，甚至需要開除一些醫師。但我一直抱持比較悲觀的想法，就跟法官一樣，並沒有很好的機制可以開除這些不適任的知識分子。」詹淳淇感嘆，許達夫案的不了了之，顯示不論是民眾的資訊判斷能力、專業團體的自律力量，都還有很大的進步的空間。

朱顯光表示，地方政府或醫師公會有點像在打地鼠，新聞報很大就打一下，但很少發表任何具體的聲明，醫師公會全聯會頒布的〈醫師倫理規範〉最後更新時間是民國102年，各種問題都被當作有潛規則。針對模糊地帶，如某些治療有沒有實證依據，有沒有違反醫學倫理最基本不傷害病人的原則？台灣醫界的指引或標準到底是什麽？「其實我們都沒有定，會不會台中市醫師公會認為說沒有違背，放到台北市或其他地方，又變成另一套標準？」

醫懲會和醫師公會可以做的事，絕對比現在更多。朱顯光指出，爭議案件無論有沒有懲處，自律的專業團體應該在發現內部問題時主動做出回應。在歐美，很多醫學倫理的共識和指引，也是在爭議案例出現後，由醫師公會和醫學會主動訂定出來的，並且釋放公開的訊息，讓爭議事件轉化為機會教育，促使社會大眾和醫界理解目前有哪些議題是大家應該更注意的，建立讓醫病關係更合理運作的界線。